台灣進士:科舉制度下的島嶼菁英與歷史遺忘
清領時期台灣共產出約 33 位進士,他們是科舉制度下的頂尖人才。然而大多數人對他們知之甚少——原因不僅是赴中國任官、兩地遠隔,也與日治斷層、史料散佚密切相關。本文梳理台灣進士的完整脈絡、對台灣的影響,以及為何他們從集體記憶中淡出。

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大金榜復製件。金榜張貼於紫禁城東南長安左門外,是科舉制度的最高公告文件。
背景:科舉制度如何進入台灣
清廷於 1683 年(康熙 22 年)統治台灣後,隨即把科舉制度延伸到這座邊陲島嶼。起初台灣隸屬福建省,考生需渡海到福州赴考,加上台灣被清廷視為「化外之地」,文教基礎薄弱,進士登科的門檻極高。
三級考試制度
| 級別 | 地點 | 及格稱謂 |
|---|---|---|
| 童試(縣試、府試、院試) | 本地 | 秀才(生員) |
| 鄉試(三年一科) | 省城福州 | 舉人 |
| 會試 + 殿試 | 北京 | 進士(分一甲、二甲、三甲) |
殿試由皇帝親自「策問」,分三甲賜第:
- 一甲 3 名: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
- 二甲 若干:「賜進士出身」
- 三甲 若干:「賜同進士出身」

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殿試金榜拓本,原件收藏於博物館。榜上記有220名登科者,分二甲、三甲賜第。
台灣進士的完整輪廓
數量與分布
清領台灣 212 年間(1683–1895),台灣籍進士總計約 33 人,平均每六年才出一位。相較福建、浙江等文風鼎盛省份動輒數百人,台灣的數量極少,充分反映邊疆文教的限制。
這 33 人的原籍分布大致如下:
| 地區 | 約佔比例 | 代表人物 |
|---|---|---|
| 台南府(含台灣縣、鳳山、嘉義) | ~50% | 鄭用錫、施瓊芳 |
| 彰化縣 | ~25% | 蔡德芳、吳德功(舉人,未中進士) |
| 淡水廳(台北一帶) | ~15% | 鄭用錫(竹塹) |
| 台東、澎湖 | 極少 | — |
南部登科比例較高,與台南作為清代台灣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致。
開台進士:鄭用錫
鄭用錫(1788–1858)是台灣史上第一位本籍台灣的進士,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二甲第一百零二名,人稱「開台進士」。竹塹(今新竹)人,後返台參與地方事務,曾以一篇〈勸和論〉調解閩粵械鬥,在台灣史上留有實質貢獻,是少數「回流」並活躍於本地的進士之一。
重要進士一覽(節選)
| 姓名 | 科年 | 籍貫 | 甲第 | 備注 |
|---|---|---|---|---|
| 鄭用錫 | 道光 3 年(1823) | 竹塹 | 二甲 | 開台進士,勸和論作者 |
| 郭浚明 | 道光 3 年(1823) | 台灣縣 | 三甲 | 同科登榜 |
| 施瓊芳 | 道光 25 年(1845) | 台南 | 三甲 | 詩人,留有《石蘭山館遺稿》 |
| 蔡德芳 | 同治 7 年(1868) | 彰化 | 二甲 | 即照片金榜所列之人物 |
| 葉題雁 | 光緒 6 年(1880) | 台灣 | 三甲 | 小金榜有記 |
| 張觀光 | 光緒 6 年(1880) | 台灣 | 三甲 | 同科 |
| 許南英 | 光緒 16 年(1890) | 台南 | 三甲 | 作家許地山之父,乙未抗日義軍 |
書院網絡:進士培養的基礎設施

清代台灣書院分布圖。自康熙年間起,台灣各地陸續設立書院,中南部較多、較早,是科舉考生的主要學習場所。
書院是科舉制度的地方基礎設施,相當於今天的「升學補習班 + 圖書館 + 文化中心」的綜合體。
台灣主要書院
| 書院 | 地點 | 創建年代 | 特色 |
|---|---|---|---|
| 海東書院 | 台南 | 康熙 43 年(1704) | 台灣最早官立書院 |
| 崇文書院 | 台南 | 乾隆年間 | 府城文教核心 |
| 明志書院 | 新莊(今台北) | 乾隆 28 年(1763) | 北台灣最早書院 |
| 文開書院 | 鹿港 | 道光年間 | 鹿港文化象徵 |
| 文石書院 | 馬公(澎湖) | 乾隆 31 年(1766) | 離島唯一書院 |
| 登瀛書院 | 草屯 | 嘉慶年間 | 中部重要文教 |
書院的師資多從大陸聘請,課程以四書五經為核心,輔以八股文寫作訓練。台南孔廟(全台首學)則是全島儒學教育的精神中心,清代歷任皇帝御筆親題,官員到任必先謁廟。
大金榜與小金榜:進士的公告系統

展板說明大小金榜制度及相關史料。道光三年(1823)與光緒六年(1880)的小金榜,分別記有台灣進士的籍貫與名次。
殿試結果以兩種榜單公告:
- 大金榜:公佈於眾,張貼在紫禁城東南長安左門外,以黃紙書寫,加蓋皇帝璽印,供天下人觀看
- 小金榜:呈皇帝御覽,格式較詳細,載有姓名、年齡、籍貫、三代資訊及中式名次,相當於今天的「內部完整名單」
光緒六年(1880)小金榜中,可見台灣籍進士郦用錫、丁寄泉、葉題雁、張觀光的記錄,是台灣進士身份認定的重要一手史料。
此外,清代上海《申報》在同治、光緒年間也有報導各科進士題名錄,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殿試官板題名全錄即為其中之一。
進士對台灣的影響
儘管人數稀少,這批進士在台灣歷史上仍留下幾個重要印記:
1. 文化正當性的確立
進士登科代表台灣在清朝文化版圖中取得正式地位,象徵「化外之地」逐步融入儒家文明秩序。每當有人登科,地方縣志必大書特書,地方仕紳以此為傲,帶動辦學風氣。
2. 推動地方書院建設
進士家族往往捐資興學、延攬師資,間接推動了書院網絡的擴張。鄭用錫家族、施家等都與地方文教有深厚連結。
3. 乙未抗日義軍
1895 年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後,部分進士、舉人選擇抵抗而非接受。許南英(1890 年進士)組織義軍抵日,是「文人武裝」的代表。台灣民主國護台戰爭中,科舉出身的文人扮演了重要角色。
4. 文學與思想遺產
施瓊芳、許南英等進士留有詩文集,是清代台灣文學的重要文獻。許南英之子許地山後來成為著名現代作家,家學淵源可追溯至父親的進士背景。
為何大多數台灣人不認識這些進士?
這是一個結構性的遺忘,有多重原因:
原因一:大部分進士赴中國任官,從未回台
這是最核心的原因。進士及第後,朝廷依照科名分派官職——翰林院庶吉士、各省知縣、知府等——這些職缺幾乎都在大陸。
台灣進士取得功名後,大多前往江西、廣東、直隸等省任職,在台灣的「存在感」幾乎為零。不像地方鄉紳、廟宇信仰圈或武裝家族,進士的影響是制度性的,而非在地可見的。
以 33 位進士為例,明確記錄「返台活躍」的不超過 5 人。其餘人在異鄉任官終老,墓地在大陸,後代也留在大陸,台灣這邊幾乎沒有祭祀或紀念場所。
原因二:1895 年的歷史斷裂
馬關條約後日本接管台灣,科舉制度隨之廢止(清朝也在 1905 年全面廢科舉)。日本殖民政府重塑教育體系,儒學書院改制或廢除,科舉時代的「成就」在新的教育價值觀下迅速失去意義。
日治 50 年間,台灣人的精英養成轉向日式學校體系,科舉進士成為「上個時代的記憶」,不再是社會流動的參照系。
原因三:史料散佚與兩岸分隔
進士的官方檔案(金榜、殿試卷、齒錄)主要保存在北京,包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台灣本地留存的資料稀少,研究門檻高。
1949 年後兩岸分隔,台灣學者難以進入大陸檔案館,系統性研究長期受限。直到 1990 年代後兩岸學術交流恢復,台灣進士的完整名單與史料才逐漸被整理出來。
原因四:課綱中的比重極低
台灣中學歷史教育長期偏重政治史(鄭成功、清廷治台、日治、民國),對清代文人精英史的著墨有限。絕大多數台灣人在學校裡學到的「台灣進士」,至多只有「開台進士鄭用錫」這個名字。
原因五:沒有後裔在台灣傳承記憶
日本、歐洲的歷史名人往往透過後代、建築、地名維持集體記憶。台灣進士的後代大多留在大陸任官的省份,台灣這邊沒有「進士後裔」持續紀念,沒有家廟、沒有宗族故事,遺忘因此自然發生。
小結:邊緣菁英的雙重遺忘
台灣進士是一群特殊的歷史人物:他們在帝國體制內取得了最高學術成就,卻因為這個成就而必須離開台灣;他們對台灣的影響是間接的(帶動書院、樹立文化地位),而非直接可見;他們的史料在北京,後代在大陸,記憶在斷裂的歷史縫隙中消失。
要認識他們,需要跨越兩岸、跨越日治斷層、跨越科舉廢除後的價值重塑——這些條件合在一起,造就了一種結構性的、幾乎是必然的集體遺忘。
延伸研究方向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清代全部殿試金榜、小金榜原件
- 國立台灣文學館:收藏施瓊芳、許南英等人詩文集
- 台灣府城隍廟、全台首學孔廟(台南):清代科舉文化的現存遺跡
- 林文龍《台灣的書院與科舉》:台灣書院史重要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