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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進士:科舉制度下的島嶼菁英與歷史遺忘

清領時期台灣共產出約 33 位進士,他們是科舉制度下的頂尖人才。然而大多數人對他們知之甚少——原因不僅是赴中國任官、兩地遠隔,也與日治斷層、史料散佚密切相關。本文梳理台灣進士的完整脈絡、對台灣的影響,以及為何他們從集體記憶中淡出。

| Ingested 2026-05-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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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大金榜復製件。金榜張貼於紫禁城東南長安左門外,是科舉制度的最高公告文件。


背景:科舉制度如何進入台灣

清廷於 1683 年(康熙 22 年)統治台灣後,隨即把科舉制度延伸到這座邊陲島嶼。起初台灣隸屬福建省,考生需渡海到福州赴考,加上台灣被清廷視為「化外之地」,文教基礎薄弱,進士登科的門檻極高。

三級考試制度

級別 地點 及格稱謂
童試(縣試、府試、院試) 本地 秀才(生員)
鄉試(三年一科) 省城福州 舉人
會試 + 殿試 北京 進士(分一甲、二甲、三甲)

殿試由皇帝親自「策問」,分三甲賜第:
- 一甲 3 名: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
- 二甲 若干:「賜進士出身」
- 三甲 若干:「賜同進士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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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殿試金榜拓本,原件收藏於博物館。榜上記有220名登科者,分二甲、三甲賜第。


台灣進士的完整輪廓

數量與分布

清領台灣 212 年間(1683–1895),台灣籍進士總計約 33 人,平均每六年才出一位。相較福建、浙江等文風鼎盛省份動輒數百人,台灣的數量極少,充分反映邊疆文教的限制。

這 33 人的原籍分布大致如下:

地區 約佔比例 代表人物
台南府(含台灣縣、鳳山、嘉義) ~50% 鄭用錫、施瓊芳
彰化縣 ~25% 蔡德芳、吳德功(舉人,未中進士)
淡水廳(台北一帶) ~15% 鄭用錫(竹塹)
台東、澎湖 極少

南部登科比例較高,與台南作為清代台灣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致。

開台進士:鄭用錫

鄭用錫(1788–1858)是台灣史上第一位本籍台灣的進士,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二甲第一百零二名,人稱「開台進士」。竹塹(今新竹)人,後返台參與地方事務,曾以一篇〈勸和論〉調解閩粵械鬥,在台灣史上留有實質貢獻,是少數「回流」並活躍於本地的進士之一。

重要進士一覽(節選)

姓名 科年 籍貫 甲第 備注
鄭用錫 道光 3 年(1823) 竹塹 二甲 開台進士,勸和論作者
郭浚明 道光 3 年(1823) 台灣縣 三甲 同科登榜
施瓊芳 道光 25 年(1845) 台南 三甲 詩人,留有《石蘭山館遺稿》
蔡德芳 同治 7 年(1868) 彰化 二甲 即照片金榜所列之人物
葉題雁 光緒 6 年(1880) 台灣 三甲 小金榜有記
張觀光 光緒 6 年(1880) 台灣 三甲 同科
許南英 光緒 16 年(1890) 台南 三甲 作家許地山之父,乙未抗日義軍

書院網絡:進士培養的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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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灣書院分布圖。自康熙年間起,台灣各地陸續設立書院,中南部較多、較早,是科舉考生的主要學習場所。

書院是科舉制度的地方基礎設施,相當於今天的「升學補習班 + 圖書館 + 文化中心」的綜合體。

台灣主要書院

書院 地點 創建年代 特色
海東書院 台南 康熙 43 年(1704) 台灣最早官立書院
崇文書院 台南 乾隆年間 府城文教核心
明志書院 新莊(今台北) 乾隆 28 年(1763) 北台灣最早書院
文開書院 鹿港 道光年間 鹿港文化象徵
文石書院 馬公(澎湖) 乾隆 31 年(1766) 離島唯一書院
登瀛書院 草屯 嘉慶年間 中部重要文教

書院的師資多從大陸聘請,課程以四書五經為核心,輔以八股文寫作訓練。台南孔廟(全台首學)則是全島儒學教育的精神中心,清代歷任皇帝御筆親題,官員到任必先謁廟。


大金榜與小金榜:進士的公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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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板說明大小金榜制度及相關史料。道光三年(1823)與光緒六年(1880)的小金榜,分別記有台灣進士的籍貫與名次。

殿試結果以兩種榜單公告:

  • 大金榜:公佈於眾,張貼在紫禁城東南長安左門外,以黃紙書寫,加蓋皇帝璽印,供天下人觀看
  • 小金榜:呈皇帝御覽,格式較詳細,載有姓名、年齡、籍貫、三代資訊及中式名次,相當於今天的「內部完整名單」

光緒六年(1880)小金榜中,可見台灣籍進士郦用錫、丁寄泉、葉題雁、張觀光的記錄,是台灣進士身份認定的重要一手史料。

此外,清代上海《申報》在同治、光緒年間也有報導各科進士題名錄,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殿試官板題名全錄即為其中之一。


進士對台灣的影響

儘管人數稀少,這批進士在台灣歷史上仍留下幾個重要印記:

1. 文化正當性的確立

進士登科代表台灣在清朝文化版圖中取得正式地位,象徵「化外之地」逐步融入儒家文明秩序。每當有人登科,地方縣志必大書特書,地方仕紳以此為傲,帶動辦學風氣。

2. 推動地方書院建設

進士家族往往捐資興學、延攬師資,間接推動了書院網絡的擴張。鄭用錫家族、施家等都與地方文教有深厚連結。

3. 乙未抗日義軍

1895 年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後,部分進士、舉人選擇抵抗而非接受。許南英(1890 年進士)組織義軍抵日,是「文人武裝」的代表。台灣民主國護台戰爭中,科舉出身的文人扮演了重要角色。

4. 文學與思想遺產

施瓊芳、許南英等進士留有詩文集,是清代台灣文學的重要文獻。許南英之子許地山後來成為著名現代作家,家學淵源可追溯至父親的進士背景。


為何大多數台灣人不認識這些進士?

這是一個結構性的遺忘,有多重原因:

原因一:大部分進士赴中國任官,從未回台

這是最核心的原因。進士及第後,朝廷依照科名分派官職——翰林院庶吉士、各省知縣、知府等——這些職缺幾乎都在大陸。

台灣進士取得功名後,大多前往江西、廣東、直隸等省任職,在台灣的「存在感」幾乎為零。不像地方鄉紳、廟宇信仰圈或武裝家族,進士的影響是制度性的,而非在地可見的。

以 33 位進士為例,明確記錄「返台活躍」的不超過 5 人。其餘人在異鄉任官終老,墓地在大陸,後代也留在大陸,台灣這邊幾乎沒有祭祀或紀念場所。

原因二:1895 年的歷史斷裂

馬關條約後日本接管台灣,科舉制度隨之廢止(清朝也在 1905 年全面廢科舉)。日本殖民政府重塑教育體系,儒學書院改制或廢除,科舉時代的「成就」在新的教育價值觀下迅速失去意義。

日治 50 年間,台灣人的精英養成轉向日式學校體系,科舉進士成為「上個時代的記憶」,不再是社會流動的參照系。

原因三:史料散佚與兩岸分隔

進士的官方檔案(金榜、殿試卷、齒錄)主要保存在北京,包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台灣本地留存的資料稀少,研究門檻高。

1949 年後兩岸分隔,台灣學者難以進入大陸檔案館,系統性研究長期受限。直到 1990 年代後兩岸學術交流恢復,台灣進士的完整名單與史料才逐漸被整理出來。

原因四:課綱中的比重極低

台灣中學歷史教育長期偏重政治史(鄭成功、清廷治台、日治、民國),對清代文人精英史的著墨有限。絕大多數台灣人在學校裡學到的「台灣進士」,至多只有「開台進士鄭用錫」這個名字。

原因五:沒有後裔在台灣傳承記憶

日本、歐洲的歷史名人往往透過後代、建築、地名維持集體記憶。台灣進士的後代大多留在大陸任官的省份,台灣這邊沒有「進士後裔」持續紀念,沒有家廟、沒有宗族故事,遺忘因此自然發生。


小結:邊緣菁英的雙重遺忘

台灣進士是一群特殊的歷史人物:他們在帝國體制內取得了最高學術成就,卻因為這個成就而必須離開台灣;他們對台灣的影響是間接的(帶動書院、樹立文化地位),而非直接可見;他們的史料在北京,後代在大陸,記憶在斷裂的歷史縫隙中消失。

要認識他們,需要跨越兩岸、跨越日治斷層、跨越科舉廢除後的價值重塑——這些條件合在一起,造就了一種結構性的、幾乎是必然的集體遺忘。


延伸研究方向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清代全部殿試金榜、小金榜原件
  • 國立台灣文學館:收藏施瓊芳、許南英等人詩文集
  • 台灣府城隍廟、全台首學孔廟(台南):清代科舉文化的現存遺跡
  • 林文龍《台灣的書院與科舉》:台灣書院史重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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